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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蒋介石为何罢免叶公超?

2015年06月29日 16:55

来源:人民网

  曹文彦密报成了蒋、叶关系恶化的导火索

  1961年,台湾奋力阻止蒙古入联合国大会未果,引发台湾政坛的剧烈震动。其后不久,时任“驻美大使”的叶公超,“骤然”遭贬。

  叶公超(1904 - 1981),广东番禺人,生于江西九江。1920 年赴美国留学,后复转赴英国,1924 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。1926 年归国,先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、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、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。1941 年起进入政界,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、外交部常务次长、外交部部长等职。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,叶公超任“行政院政务委员”兼“外交部部长”,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,任“首席全权代表”等。1958 年调任“驻美国全权大使”,1961 年11 月被蒋介石免职。叶公超跨政、学两界,曾是新月派的作家,其英文水平为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,任“驻美大使”期间,他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。正因为叶公超有“达官兼名士”的资本,自视甚高,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。

  叶公超在国民党政权危机之时,追随蒋介石甚为忠诚。他突然遭贬,外界揣测连连。有云,叶氏被贬,乃因其泄露了台湾在蒙古入会问题上的底牌,导致台湾对美交涉中的被动;有云,叶氏被罢职,实因“祸从口出”,辱骂蒋介石是“一条狗”,被叶氏的僚属曹文彦密参一本,令蒋怒不可遏。然而,这均是局外人的推测。蒋介石是此事的主导者,他对叶公超的不满情绪是怎样累积的,对叶氏强硬处置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?曹氏密报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?通过梳理1961 年《蒋介石日记》中有关记述,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叶公超被贬之因。

  蒋介石1961年的日记中最早出现对叶公超的不满之语,是在5 月1 日。当日,蒋介石记道:

  叶某之奸滑言行,当不出于我意想之中。而其对我之污辱,其愚昧狂妄至此,殊出意外。好在发觉尚早,犹有准备之时间。惟其投机成性,如政府势力强固,彼当不敢叛变。但应切实戒备,如我略有弱点予以可乘之隙,则其推波助澜出卖国家,成为吴逆(吴国桢——引者)第二,乃意中事。

  十年来,更觉文人之无德妄为,毫无国家观念之可痛。而留美之文化买办,凡长于洋语者,无不以一等奴隶自居为得意,可悲极矣。应切记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5 月1 日)

  据说,曹文彦向蒋介石密报叶辱骂他之文写于4 月8 日,那么,此段文字极有可能是蒋介石对曹氏所报叶公超对其“污辱”的反应。因蒋介石声称,虽对叶公超的“奸滑言行”早有所知,但未曾料想,叶氏对其本人的“污辱”竟然“至此”程度。蒋介石由此上纲上线,预测叶公超将会“叛变”,成为第二个吴国桢。值得注意的是,因叶公超的刺激,引出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一般文人的不满,尤其是对“留美之文化买办”的愤恨。看似毫无道理的迁怒,却反映出蒋在与美国交涉的十年中,因不断地“受辱”,积压了对与美国直接交涉的“外交官”疑忌与不满。

  对美交涉受挫,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

  8 月下旬,蒋介石决意不为以美国为首的各方压力所屈服,不惜以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阻止蒙古入会。但叶公超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,发现美国态度强硬,无法更改其政策,便向台北方面力陈,应放弃对蒙古入会案使用否决权。蒋介石叹曰“可痛”,怒斥叶公超是“汉奸卖国之所为”,认为“此奸不除,必为国患”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8 月23 日),将叶定性为“汉奸”了。8 月26 日,蒋介石复函肯尼迪,坚持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。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极为不满。9 月1 日,叶公超转达美方的意见。蒋自述,对美方的这一反应早有预料,但对叶公超“又大惊小怪”,不禁“痛愤”。叶公超本只是奉职向蒋传达美国方面的意见,蒋无力改变美国的立场,便迁怒叶氏“对政府表示其惊惶不了之词”,却不敢对美方“正色直言相告”,“徒觉可耻而已”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9 月1 日)次日,蒋介石因感“叶奸言行可恶,其媚外成性,尤为可虑”,提出召叶公超回台,以免为美国务院利用。但“副总统”兼“行政院长”陈诚却认为叶“可信”,遂暂放弃此意,却又怪陈诚“不明善恶,不分忠奸”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9月2 日)若非陈诚阻止,或许早于9 月初,叶氏已被蒋召回台湾。

  9 月26 日,各方运作使安理会延期审议蒙古入会案,意欲在此期间继续对台湾施压,美国更向蒋介石发出近乎“最后通牒”式的警告。重压之下,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。9 月底,蒋在日记中不惜笔墨,挞伐叶公超:

  除外有“鲁丑”(美国国务卿鲁斯克——引者)之压迫以外,尚有内奸叶公超借外力以自重,其对内欺诈恫吓之外,且以其勾通白宫自夸,以压迫政府依照其主张解决外蒙入会问题,而对政府之政策置之不理,更不敢对美提起政府之严正抗议。认为美国所不愿者,提出无益,徒增美国之怒,且对政府不断侮辱。此其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。余认为秦桧、张邦昌不是过也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9 月29 日)

  蒋介石将对美交涉受挫的内因,归之于叶公超不能“据理力争”,反而以压迫己方让步,曲意逢迎美国。蒋将叶公超与秦桧、张邦昌比肩,足见对叶氏的厌恶至极。

  10 月初,土耳其等原先允诺在蒙古入会案问题上支持台湾的国家,也相继改变立场,台湾陷入孤立无援之境。蒋介石此时也顶不住压力,酝酿改变原定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。10 月6 日,蒋介石得悉肯尼迪准备于11 日对外宣布,美国将继续在联合国“一切机构”维护台湾地位,并继续坚决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“一切机构”。蒋介石认为这种表态“仍是空调反对共匪入会,而非我所要求者,其间且大有出入”。蒋进而认定,此一交涉结果皆因叶公超未能遵令坚持立场,与美方强硬交涉所致。蒋十分震怒,夜间竟“又失眠”,自述为“年来最苦闷之一次”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7 日)

  这说明,蒋介石对叶氏的容忍已至极限。当时,在美国及联合国为此问题奋斗的一线“外交官”,如蒋廷黻等也因此被波及,遭蒋介石责难:

  我在美外交人员如叶、蒋(蒋廷黻——引者)等认为我已改变政策,大施技俩以示好美国政府,而反胁制与压迫政府,使能依照他们所拟定的不否决外蒙之意见实施也,可痛之至!政客总是政客、奸徒总是奸徒,只造成其个人地位,而毫不为国家得失的根本方针一加计较也。(《日记》,1961年10 月7 日,)。

  10 月9 日,蒋介石约见“总统府秘书长”张群、“外交部次长”许绍昌谈对美交涉问题。许转达叶公超来电,蒋闻后又“不胜痛愤”,斥其“欺诈威胁的卖国媚外的心态毕露”,“乃决令辞修(陈诚——引者)电叶回国述职”。值得回味的是,蒋竟担心叶公超抗命不归,发出“未知其果能奉命速回否” 的疑问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9 日)

  两天后,陈诚谒见蒋介石,商讨“对美交涉方针与公超是否回来”。蒋认为,叶公超留在美国“不惟无助于交涉,只有妨碍交涉,以其自定政策压制政府,献媚于外,且必欲由其一手包办而决非执行其政府之政策”。至此,召叶公超回台湾成定局。叶公超接到召令后,立即匆忙返台。蒋却又认为“公超急欲离台回美,且其神经已显露紧张不安之情绪,是贼胆心虚乎?”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14 日)事已至此,蒋对叶公超已全无信任,叶无论如何做都是错。

  事实上,在与美方的交涉陷入僵局时,蒋介石已绕过“外交部”,启动了一条私人“外交”渠道,即令其子蒋经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接洽,由克莱恩直接向肯尼迪总统传达台湾方面的意愿。10 月14 日,克莱恩与蒋经国商妥蒋介石与肯尼迪秘密协议的要点。蒋介石对此表示满意。次日,蒋介石召见叶公超,质问其所拟与美国交换条件的“秘密保证中,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;在其公开声明中,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,则尚有何意义?”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15 日)蒋介石既然已获肯尼迪同意对此做秘密保证的让步,此举也就不过是为证明自己此前对叶公超“卖国求荣”的判断了。

  或许,通过蒋介石对围绕秘密保证一事对美交涉的总结,能更清楚地看出蒋对叶氏的观感。蒋对此有如下记述:

  第二周,即八日,国务院对我要求之拒绝,交涉又告中断,中美关系濒临最后关头,乃令公超回国述职,亦示美以决绝之意,忽于十二日当公超离美之时,甘(肯尼迪——引者)乃自动与我作直接解决之提议。十三日,公超回台。十四日,甘乃依我从前要求,惟其对匪入会时美可使用否决权之要求改为秘密保证。余既允其所求,而公超尚夸夸称其与白宫能如何接近与交涉之有力,安知已完全依我要求直接解决,此既公超认为徒增反感绝难提出之条件也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30 日)

  蒋甚至将召令叶公超返台,视为“解决内部困难,防止其外卖国之一大关键”,认为“与对美外交成功同样重要”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14 日)。

  10 月18 日,蒋介石复函肯尼迪表示感谢之意,以在获得口头秘密保证的同时,多一层书面保障。至此,围绕蒙古入会案的对美交涉告一段落,蒋介石除去心头大石。19 日,蒋自述午睡甚酣,“此为数周来最能安眠熟睡之一次也。因为以对美外交问题得能如此解决,不仅对外可以建威信,更是对内得以消萌耳。内奸叶逆自不敢撒狡抗命矣。”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20 日)

  叶公超成为“替罪羊”被免去“驻美大使”一职

  此后,蒋介石开始考虑对叶公超的处置问题。蒋最初有如下考虑:

  叶逆之处理步骤:甲、下周暗示其自动辞职,行政院派为顾问?乙、令其自反、自新、安分修养;丙、驻美大使人选:(子)廷黻(丑)之迈;丁、人选未定前派员暂代馆务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21 日)

  10 月26 日上午,蒋介石至“总统府”与张群讨论这一问题。10 月27 日,蒋仍考虑此事:“一、处置叶逆问题从速解决;二、继任美使人选蒋廷黻、陈之迈、陈立夫。上午,致辞修函,为处理叶逆问题之商讨,并附叶逆之逆迹一份,使知其事实也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27 日)

  处置叶公超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,但如何处置,他则有所顾虑:其一、陈诚原对召回叶公超就有所保留,此时陈诚正处病中,如何让陈接受,并且认同。其二、继任人选的问题,如何不至于在美国方面引起风波。

  10 月28 日,陈诚复函蒋,“同意去叶”。陈诚同意后,蒋介石数度与张群研商,讨论的重点已转移至“对外尚有顾虑”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27 日)

  10 月30 日,蒋介石致函陈诚,将“驻美大使人选以蒋廷黻为宜之意告之”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10 月30 日)11月2 日,蒋介石决定电令蒋廷黻“速受驻美大使任务,以岳军(张群——引者)名义转达方式行之”。(《日记》,1961年11 月2 日)

  11 月18 日,“总统府”令:“驻美大使”叶公超另有任用,应予免职。特任蒋廷黻为“驻美大使”,仍兼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”。经多人说情,蒋也未对叶公超为严厉处罚,而令其转任“行政院政务委员”等闲职。蒋介石自述对叶公超的此种处置,实是基于“国内外关系”的考虑,且是对叶氏“姑再试之”。(《日记》,1961 年11 月18 日)至此,对叶公超的处置告一段落。

  纵观蒋介石对叶公超丧失信任,失去耐心,终至欲除之而后快的过程,有数点值得注意:其一,曹文彦密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,至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。其二,蒋介石首次动议召令叶公超回台湾,是在9 月初。蒋介石每遇对美交涉受挫之时,对叶公超的怨愤便增长一分。其三,但凡主张对美交涉时应实事求是,注意技巧与策略的“外交官”,均不免遭蒋介石责难。

  台湾在与美国的交涉中,居于相对弱势地位。而身为台湾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,却每次对交涉期望过大,采取强硬态度,命在第一线的“外交官”执行,但终因实力有限,对美交涉多以退让妥协告终。蒋并不自审,反而将所有过错归结于从事实际工作的“外交官”,让他们充当“替罪羊”,以此维持自己的“形象”。

  蒋介石这种不信任下属,功成归己,错咎他人的处事方式,在其处理叶公超的过程中,充分显露。

[责任编辑:薛倩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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